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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參的藥用價值，經歷代醫藥學界的應用和總結，認識日益提高，應用知識日臻完善，對其需求量也越來越大。我國古代，在人參主產區資源日漸貧乏的情況下，除了發展人參栽培業之外，就是通過貿易活動，藉以解決供求矛盾。當時由十栽培技術難以掌握，到了清代又遭到統治者的無情摧殘，栽培業難以得到正常發展，而人參貿易卻通過朝貢、互市。馬市等途徑達到了相當的規模。我國古代人參貿易情況，早已載入藥學史冊。
中國古代的人參貿易
有文字記載的人參貿易，首先是通過朝貢的方式進行的。宋真宗時代，命王欽若。楊億編輯類書《冊府元龜》（始於1005年，成於1013年），書中收載了自上古至五代的史籍，引文多整章整節，歷史文獻價值較高。該書記載唐玄宗在位年間，新羅王金興光先後遺使進獻貢品中均含人參，有時達100kg。
貢品在歷史上雖有進獻物品之意，但在貿易史上，它具有物資交流的意義，是一種早期的物資交換方式。經過發展，在我國有「貢市」之名載於史籍。貢市就是讓進貢的使者，到這固定的地點進行互市之意。在交通不發達的年代，這種方式可以加速貢物送遞的速度，有促進物資交流的作用。
以人參為貢物見於史籍者，不只是來於新羅國，《冊府元龜》中還有下述記載：唐玄宗天寶七年（748）三月，「黑水貊赫黃頭室韋、和解室韋、如者室韋、賂丹室韋並遣使獻金銀及六十綜布，魚牙綢、朝霞綢牛黃、頭髮。人參」。
貊赫是東北地區古民族之一，來源於肅慎。北魏時稱為勿吉，隋唐時稱貊赫，分佈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及黑龍江中下游地區，東部達日本海。唐玄宗天寶年間，黑水貊赫進獻人參，說明唐朝中央政府和遠在東北北部的古代民族之間，存在著友好而密切的關係。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925）二月間，「渤海國王大堙撰遣使裴謬貢人參。松子、昆布、黃明細布、貂鼠皮被一褥六。發、靴革」。次年又派大陳林等百餘人朝貢，進「人參、昆布、白附子及虎皮等」。通過渤海王進獻人參再度證明，在其轄境內——相當於今牡丹江、松花江、烏蘇里江流域——均為人參主產區，並用人參作為珍貴物資進行交流。類似的進獻人參活動，在歷史上持續了較長時間，在《冊府元龜》中記載，至後唐明宗大成四年（929），高麗國王王建遣使廣平侍郎張芬等53人，以大量金屬工藝品和人參、松子等進貢。至五代的後晉高祖大福二年（938）六月，契丹派使進獻馬200匹。人參、貂鼠皮等。
人參作為珍貴的地區性特產，通過貿易活動進行物資交流，實際上早已開始。梁代陶弘景記載：「俗乃重百濟……次用高麗者。」及至唐代蘇敬曰：「人參見多是高麗、百濟者。」說明自南北朝以來，我國除用上黨人參及遼參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參來自朝鮮古代各國。
宋代蘇頌在《本草圖經》中，談到人參來源時寫到：「人參生上黨山谷及遼東，今河東諸州及泰山皆有之。又有河北榷場及閩中來者，名新羅人參，俱不及上黨者佳。」榷場，是宋、遼、金。元各代在邊境地區設置的互市市場，在這種市場內進行貿易，由官吏們主持，實際是官辦的對「外」貿易場所。在榷場內，除了官營的貿易之外，商人們則要納稅。交牙錢，領得證明文件（關於、標子、關引等）方能交易。如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在其北部設榷場與遼開展貿易活動，遼則在其南疆設榷場同宋進行貿易。《契丹國志》記載，人參貿易是遼換取外域物資的重要途徑。歷史上記載，在這類榷場中交易的物資，宋方為茶葉、香料、藥材、絲織品、木棉。象牙等，遼金方為毛皮、馬。北珠、人參等。即在蘇頌那個時代或更早的年代裡，中原所需人參，已經由榷場貿易而由陸路進日了。同時，又有「閩中來者」，即有經過海路進日人參的貿易，閩是福建的古稱。閩中轄境相當於今福建省和浙江省寧海及其以南的靈江、去甌江、飛雲江流域。我國海上貿易始於魏晉時代，至唐初，在沿海設有市舶司，有官員專管對外貿易，海上貿易地位逐漸超過陸路。宋、遼、金、元時代，海路通商益加重要，廣州、泉州、明州（今寧波）、杭州都成為重要港日。宋以後，用茶葉、鹽等同邊境地帶各民族換馬，設有「馬市」。海上則僅准許貢舶互市，顯然，經海上的貿易也同進貢活動聯繫在一起。以人參貿易而言，當時對在榷場互市、海上貿易或貢舶互市中交易的人參，往往通稱為「新羅人參」，即新羅人參已經超過了既往「多是高麗、百濟者」的貿易地位。
明代，歷史上的人參主產區資源瀕於枯竭，所需人參主要靠邊境的馬市、互市貿易獲得，即以遼參和高麗參作為主要來源。至明代後期，女真馬市上的「參貂之利」，已經成為女真各部頭領、漢族商人及遼東勢家追逐的主要目標。即人參貿易及其巨額收益，已使其上升至極為重要的地位。據《明遼東殘檔》記載，從萬曆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三月，僅8個月中，海西女真人從開原廣順關與鎮北關入市交易共26次，女真人出售人參 1733.75 kg，足見此期人參貿易之顯赫（據《女真史》）。
但是，長期大量進口人參，給明朝國庫造成極大消耗，因而需要通過調整價格或減少輸入的途徑，以保護明朝自身的利益。然而女真人不接受明朝的限制和要求，繼續衝擊當時的人參市場，於是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人參貿易戰。因為採參業已經是女真人的重要產業，大量出售人參的收益早已成為女真人及其統治者的主要財源。萬曆十一年至十二年，明朝用於購買人參的支出達到3萬兩白銀，已超越國力難以承受的程度。到萬曆三十五年（1607），明朝採取突然關閉遼東馬市、互市的措施，停止了人參交易的活動，以迫使女真人降低人參售價。女真人曾抵制明朝的貿易反常作為，但苦於找不到新的市場，致使人參失去正常銷路，蒙受了巨大的物質損失和經濟損失。史料記載的典型事例是：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熊廷弼（1569∼1625）任遼東巡案史期間，決定兩年不買女真人採集的人參，以確保明朝的利益，結果使女真人的鮮人參腐爛大約50000 kg。女真人採集人參數量之大，與明朝貿易地位之重要，可知當時我國東北地區出產人參的盛況。這些，都是《本草綱目》問世之前的史實。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今所用者皆是遼參」是非常準確的。
清代，統治者在採取多種採參制度壟斷人參的同時，又摧殘人參栽培事業，視「秧參」為偽品，不准藥用。為了滿足清王朝對人參的需求，主要出路就是無止境地採挖。消耗東北地區的野生人參資源，這就加速了人參生產每況愈下的進程，直至達到無參可采的停滯狀態。清朝長期閉關自守，鴉片戰爭後窮於應付列強的宰割，更無人參的對外貿易可言。偶爾可見者，僅是把人參作為「親善品」，與鄰國進行著極為少量的交流。清朝晚期對人參栽培雖然開禁，同治年間（1862∼1874）有了人參栽培業，如《撫松縣志》記載，當時栽培園參者已發展到400餘戶，但是這項事業起伏很大，極不穩定，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只剩下200多戶。其間，有關人參貿易的資料亦未見記載。
中國現代的人參貿易
現在已查到的《中國年鑒》（1912）記載，1906∼1910年每年中藥出口量價值200∼400萬港幣，但未列具體品種（見《中國藥學史料》）。1931年的《中國年鑒》載：1928年出日人參82050 kg，1929年出日人參53200 kg。東北所產人參，在解放前均由各地山貨棧包辦經營，主要在營日、大連。安東（今丹東）等港口集散。東北人參到達各港口後，由京幫。滬幫、廣幫等行幫的貨棧採購，再由他們轉銷至國內各地，或組織出日。營口自從開港到1932年為止，一直是東北人參最大集散港口，在1925年前後的幾年中，每年集散的數量可達100000kg，約占東北人參輸出總量的70％以上，輸出金額將近輸出總額的80％，1925∼1926年經營口集散的人參情況如表1。
表1 1925—1926年經營口集散人參情況
| 輸 往 地 |
1925年（kg） |
1926年（kg） |
| 上 海 |
90699 |
65150 |
| 汕 頭 |
6270 |
30000 |
| 廣 東 |
3281 |
6650 |
| 香 港 |
2112 |
7050 |
| 天 津 |
598 |
2000 |
| 廈 門 |
534 |
250 |
| 朝 鮮 |
11032 |
27200 |
| 其他各地 |
1542 |
900 |
| 合 計 |
116067 |
113200 |
（據方坤：《人參及其商品學》）
可知，1925∼1926年人參輸出總量均在100000 kg以上。另據《奉天通志》記載，1927年輸出總量為 103754 kg，1928年輸出總量為 153 339 kg，1929年輸出總量為109 778kg。 3年中輸往日本、新加坡、香港的人參在100 000kg以上。中國是世界上人參生產大國的地位，早已在歷史上成為定論。
自1931年東北淪陷之後，東北地區人參產量驟降，營口人參市場衰退。1932年以後，由營口出口的人參僅佔東北總輸出量的40％左右，其他則由大連和安東（今丹東）出口。
日偽統治時期，人參貿易在被壟斷和摧殘中起伏，缺乏完整的貿易資料。東北解放以後和新中國建立以前的人參貿易情況，至今未見記載。
摘 自：《中國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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