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參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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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
 
  人參自從發現人參的藥效及其應用價值,在防病治病中不斷加深對人參的認識,人們就逐漸重視對其進行科學觀察與研究工作。這裡著重介紹我國古代學者對人參的感觀瞭解和真偽鑒別等方面的內容。
  在本草學專著中,對人參產地及一般質量情況有較多的記載,與此同時,對人參外觀性狀、內在質量及鑒別方面亦有涉及。
  東漢時期,除在人參應用上有重大進展之外,在真偽辨認方面也達到一定的水平。這個時期(約85∼162年間)的哲學家王符在其代表作《潛夫論》中,有一段運用醫藥知識與選才用賢相比較,做出極富哲理的論述:「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猶疾不得真藥也。疾當得真人參,反得蘿籐,已不識真而飲之,病浸以劇,不知為人所欺也。」(《太平御覽》卷九九一,藥部八,影印本,第4385頁)《潛夫論》是揭露時弊,論其得失,反對鍛緯迷信,斥責官吏豪強奢侈浪費、迫害人民行徑的著作。本段文字把真賢與真藥相並論,尤以人參為例,強調治病應當用真人參;為此,首先需要辨認真偽,若辨認不清,以蘿麗作人參應用,病情加重,還不知道受了欺騙。王符論的是高層統治者對下屬不辨真賢與庸才所造成的危害,卻充分反映出東漢時代對人參藥用價值認識的深刻程度。這種富有理性的論述,說明東漢時代我國對人參鑒別真偽的問題,已經達到相當普及的水平,以物寓理,已被人們深刻理解和接受。因而三符之論不只是哲理,在人參科學研究史上也具有更深層次的意義。
  古代,人參生上黨及遼東早已是歷史定論,而就其植物學特徵、生境條件及伴生植物等特點,至少在南北朝時已經相當清楚,梁代陶弘景引用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椴樹相尋。」北宋時代蘇頌在《本草圖經》中對人參不同生長期的特點做了細緻的描述:人參「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椏五葉;四五年後生兩椏五葉,未有花莖;至十年後生三椏。年深者生四椏,各五葉。中心生一莖,俗名百尺杵三月、四月有花,細小如粟,蕊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紅,自落。根如人形者神。」對人參的加工方法,與《名醫別錄》中記載者基本相同。加工用竹刀刮皮,暴干。產品相當於現代的「白干參」。在人參鑒別上,蘇頌也有獨到的記載:人參來自於「泰山出者,葉干青,根白。殊別江淮出一種土人參,苗長一二尺,葉如匙而小,與桔梗相似,相對生,生五七節。根亦如桔梗而柔,味極甘美。秋生紫花,又帶青色。春秋采根,不入藥。本處人或用之。」把人參與當時民間偶爾使用的「土人參」之間的區別,敘述得非常清楚。關於人參內在質量問題,蘇頌非常生動地記載了通過人體進行試驗的情況,可以認為,這是第一次有關人參的民族藥理學的報道。謂「欲試上黨人參者,當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之,一不與,度走三五里許,其不含人參者必大喘;含者氣息自如,其人參乃真也。」繼蘇頌之後,寇宗爽在11I6年完成的《本草衍義》中,記載著上黨人參與高麗人參之間的區別:「人參今之用者,皆河北榷場博易到,儘是高麗所出,率虛軟,味薄,不若潞州上黨者味厚,體實,用之有據。」可見在寇宗爽時代,普遍使用高麗人參,這些人參大多是通過易貨交流所得,它們都是虛軟。味薄的商品,其質量遠不如上黨產者。當時,還能採集到上黨人參:「根頗纖長,不與榷場者相類。根下垂,有及一尺餘者,或十歧者,其價與銀等,稍微難得。」可見上黨人參以根細長為其特徵,此點與當時的高麗人參相比,是最顯著的區別。這種整體極長、體形美觀的人參,在寇氏時代僅是「稍微難得」,說明在11世紀及其以前,上黨人參供應的數量還是相當可觀的。
  關於偽品人參的特徵,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載有很細緻的觀察與研究,謂人參「偽者皆以沙參、薦茵、桔梗采根造作亂之。沙參體虛無心而味淡,芥尼體虛無心,桔梗體堅有心而味苦。人參體實有心而味甘,微帶苦,自有餘味,俗名金井玉闌也。其似人形者,謂之孩兒參,尤多贗偽。」該氏還特別指出:宋代蘇頌《本草圖經》:「所繪潞州者,三椏五葉,真人參也。其滁州者,乃沙參之苗葉。沁州、兗州者,皆芥尼適之苗葉。」此圖保存在《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之中。李時珍還特別指出:《本草圖經》所記載的「江淮土人參考,亦芥尼也」是準確的,因為「今潞州者尚不可得,則他處者尤不可信矣」。
  李時珍還記載了另外一種作偽的狡詐作為:「近又有薄夫以人參先浸取汁自啜,乃曬乾復售,謂之湯參,全不任用,不可不察。」可知,明代製造人參偽品的情況已是相當嚴重。
  清代人參資源銳減,又由於實行封禁政策,摧殘人參栽培事業,使人參的供應更為緊張,製造人參偽品的情況也更加複雜和嚴重。唐秉鈞在《人參考》中,開篇即謂「參當辨識防害」。並深入論及「人參價貴,我等士人寒素者,多澹泊自甘,非以人參為常食之物。然或有時進以奉親,有時自需調攝,或入場科舉攜備」,「偶見,難分玉石,向有以短接長者,謂之接貨;以小並大者,謂之合貨。必先用水潮過,原汁已出,又用粉膠黏扎。蒸烘做成。其力薄而易變,固不待言。又有薄夫,以參湯泡自啜,乃晾乾烘燥,做色,復售,謂之湯參」。《人參考》刊於1778年,可知,清代乾隆(1736∼1795)後期,人參偽品作亂已經到了相當普遍而又有「專業」加工的程度。
  辛亥革命之後,由於長期戰亂,中醫。中藥研究處十停滯狀態。1929年以政府名義通過的《廢止中醫以掃除醫藥衛生之障礙案》,使中醫藥事業遭到更為殘酷的打擊。但是,中醫。中藥具有深厚的民族根基,中華民族需要它,有志之士繼承和發揚它,顯示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1931年,著名生藥學家。本草學家趙橘黃教授的《中國新本草圖志》問世,其第一卷第一冊詳述了甘草、黃芪,第二冊於1932年出版,全面系統記載了人參。朝鮮人參。東洋參、西洋參的植物形態,栽培方法,生藥性狀,內部構造等內容,並結合歷代本草文獻,進行了詳細的論述。附圖141幅,並有人參原植物彩色圖。趙氏以本草學為基礎,以彼時生藥學研究成果為骨幹, 對20世紀30年代初期以前關於人參科學成就做了一次全面總結,是以先進的學術思維和科學方法對中國人參進行系統研究的重要歷史記錄。後人稱讚該書,是繼李時珍父親李言聞所著《人參傳》之後的近世人參巨著。

摘自:《中國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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