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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參的藥用價值被人類發現，其重要地位被肯定之後，需要量則日增。由於無計劃無止境的索求，人參資源在亂采亂挖之下遭到嚴重破壞。在人參資源日趨減少、需用量卻不斷增長的矛盾中，為滿足藥用，則必須尋求新的途徑。擺脫單純依賴野生資源，確保人參供應的最好辦法，就是變野生為家植，發展人參栽培生產事業。
古代中國人參栽培
從本草文獻和歷史書籍中，可以見到人參栽培史料，與我國歷史上記載「人參生上黨」是相並行的。當上黨地區人參資源受到嚴重破壞，不能保證需求時，人參栽培在上黨地區已經開展。據《晉書.石勒別傳》記述，出生於上黨地區武鄉的石勒（274-333），在其園圃中栽有人參。「初勒家園中生人參，葩茂甚盛」。武鄉於西晉時設置為縣，位於今山西省榆社縣北。晉及十六國時代，石勒稱趙王，在歷史上較有地位，這種在自家園中栽培人參的記述是可信的。石勒出身卑微，又有行商和征戰的經歷。只有在其有一定的地位之後，對其家鄉上黨地區主產的具有奇異療效的人參，產生懷念之情，進而在其家園圃中栽培，除寄以鄉情之外，更能保證其享用。人參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至少栽培五年以上才能保證藥效，且對栽培條件要求十分苛刻，只有在較穩定的環境下，才能培植成功。石勒園中栽培的人參，應是在石勒具有相當的地位和較好的栽培條件下的產物。據此文字記載推算，中國栽培人參當始於一千六百餘年前。
栽培人參的較為系統的資料在歷史上尚未發現，但散見於文學作品或農業書籍中的記載卻並不少見。唐代文學家陸龜蒙（？-約881）《奉和襲美題達上人參藥圃》一詩中記載了在藥圃中栽培人參的繁盛情況，說明唐代人參栽培技術已經發展到較為完善的水平。
宋代，在欽定文齋詠物詩選中，載有大詩人蘇軾（1057-1101）《小圃人參》詩一首（陸、蘇詩的全文見「中國人參文化」部分），蘇詩中之「小圃」應是具有相當規模、專門栽培人參的藥園。詩中對當時人參栽培現狀情景交融的描述，反映出宋代對人參栽培已經形成了專門的技術，達到可以在相當大的面積上種植人參的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移根到羅浮」的詩句，說明人參在羅浮山已安家落戶，這在人參栽培史上是一個創舉。
羅浮山，位於廣東省東江的北岸，在北緯23℃∼24℃之間，涉及今增城、博羅、河源各縣市，呈東北一西南走向，長達一百餘公里。主峰飛雲頂高達1282m，是我國南方的名山之一。在博羅縣城西北，多瀑布、泉水，風景幽美，道教稱為「第七洞天」，東晉葛洪曾修道於此。前已述及，在世界範圍內公認，人參在地球上分佈於東北亞北緯33℃∼48℃之間。在宋代，我國已能把人參移到北緯23℃∼24℃間的羅浮山上栽培，這是人參栽培史上一大突破。人參在我國南方高山區的冷涼環境條件下生產，這與當代在雲南、廣西、福建等省區栽培人參獲得成功，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元代，王幀著《農書》「農桑通訣」中，在授時篇裡載有「授時圖」，圖中列有「耕參地」一項，指明耕參地應在農曆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進行，可知此書把「耕參地」視為栽培人參的重要措施。王須為元代著名的農學家和活版印刷術的改進者，字伯善，山東東平人，元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間，在旌德。永豐做縣尹時，提倡種植桑、棉、麻等經濟作物和改良農具，撰寫《農書》三十七卷（現存三十六卷），其中反映出大面積栽培人參的農事活動及其具體要求，說明元代在人參栽培技術上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
明代，上黨地區已無人參可采。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上黨，今潞州也。民以人參為地方害，不復採取。」當時，為了保證藥用所需，便積極組織人參貨源，大量輸入遼參，達到「今所用者皆為遼參」的水平。除了遼參以外，栽培人參也供應醫療所需。李時珍記載人參「亦可收子，於十月下種，如種菜法」加以生產。明代用人參種子繁殖來發展人參栽培事業，是人參栽培史上的一大進步。《本草綱目》所反映的人參栽培季節與現代人參栽培的「參時」規律，頗有相近之處。而「如種菜法」的記述雖嫌簡略，但在農作物栽培中，歷來以蔬菜種植技術甚為精細，借此可以瞭解，明代人參栽培技術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清代中國人參栽培
清代，中國人參產區集中在東北地區，清朝統治者視長白山地區為其祖居寶地，對產於長白山的人參視為奇珍。為了壟斷人參的採集和經營，清朝統治者曾採用「八旗分山採參制」；後來實行「封山政策」。「放票採參制」、「招商承辦採參制」。但始終未能解決人參資源迅速破壞、藥源十分緊缺的問題。為了彌補自然資源之不足，逐漸興起了家植、家養人參的栽培活動。但是，清朝上
下統治者均視園參（又稱「秧參」）為「充貨」、偽品，使之處於被「剿滅」的地位。正因為如此，清代栽培人參的正面資料很難見到。以下引述清地方官員的關於驗收人參和清剿栽培人參活動的報告，即可瞭解清代人參栽培業的一斑。
嘉慶十五年(1810),內務府對繳納到中央部門供最高統治階層應用的人參，在驗收情況的專項報告中寫到：「上次驗收官參，系會同稽查御史，令各該解員眼同拆封，並填傳經紀鋪戶人等認看。」所驗結果是：「寧古塔秧參尚止一斤有餘，盛京十居其六，吉林至好參不及一成。盛京四等以上參，六斤內亦有秧參二斤；吉林四等以上參三斤二兩，大枝參十兩竟全系秧參。」可知，在清代的中、晚期，人參栽培業已相當發達。但是，清朝統治者及其爪牙們視栽培人參為大敵，採用極為愚昧而野蠻的手段，對人參栽培業進行摧殘。例如，嘉慶十五年（1810）八月，吉林將軍賽沖阿向清朝當時最高統治者陳奏：「至秧參一項因數年以來未能查明杜絕，是為作偽，紛紛混雜充斥，茲欽聖訓，大張告示，不准摻和交官，查出定予嚴咎，即民間買賣不犯，亦所必懲，悼商民共知秧參為違禁之物，買者不徒費資財，賣者亦不敢公然出售，正本清源，詢為杜絕秧參之良法。」賽沖阿如此按「聖訓」查禁秧參，實為徒勞之舉，人參栽培業仍在按市
場需要，在深山僻壤漸次發展，他在陳奏中哀歎：「吉林等處近年栽種秧參肆行無忌，」在盛京境內「明目張膽，毫無畏懼」。「不但在境內培養，並有沿及附近山場之處」。這本是人參栽培趨向普及、人參藥源有所保證的重要歷史過程，值得欣喜和讚賞的新局面，然而，清朝統治者們對此卻十分憤恨和惱怒，竟嚴令地方官員不擇手段地對人參栽培業加以查禁、摧殘和打擊，乃至發展成「往往官役帶兵清溝，用火焚燒」。賽沖阿親臨查驗焚燒。搗毀人參栽培現場後，給清廷的奏折中寫到：「帶同兵先在吉林迄東距城二千餘里的營城於地方，查有燒燬棚廠一處，其栽參棚於地基尚可辨認。」「又於烏雞密西北川、干溝子、雞冠崖等處，共查有燒燬棚廠四處。」「查得東路亮子山等處共有拆毀栽參棚廠六棚。『喧得上江輝發河等處共有已毀參棚廠五處。」這些資料顯示，此期人參栽培事業已有大面積的發展；賽沖阿向清廷的奏折，已成為摧殘人參栽培業的罪惡記錄。
在人參栽培業勢不可擋地快速發展中，逐漸形成了規模經營，出現了大面積栽培人參的「人參營」。至清代後期，秧參的產量日漸超出野生人參，吳其浚（1789∼1847）在《植物名實圖考》中記載，秧參不僅供國內需要，而且部分銷往國外。至光緒七年（1881），清政府財政十分困難，已無力官辦參業，在野生人參資源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的情況下，吉林將軍銘安請求清廷「弛禁秧參，與諸草藥分別抽收稅課」，「籌辦經費，安插流民」。清政府批准了銘安的請求，摧殘人參栽培業二百餘年的愚蠢行為方得到解除。在長白山區對人參栽培「開禁」，並藉以擴大清政府財源（徵稅）的情況，見於遼寧省寬甸縣振江鄉石柱子村的《爽公德政》碑上。碑文記載了在清光緒十八年（1892）之前，這個地區的人參栽培業早已形成特有的產業（現在仍有「石柱子參」商品投放市場），是維持當地居民生計的重要財源。但在納稅中，貪官污吏巧取豪奪，魚肉百姓，因而發生了民告官的鬥爭。上層統治者為平息民憤而實行了「德政」，便出現了這「頌德」石碑，留下了真實的史料。
清代醫家唐秉鈞撰《人參考》中記述的「秧參」栽培方法相當先進，有些栽培技術至今仍在應用：在栽培人參的參園內先「掘成大溝，上搭天棚，使不日，以避陽光，將參移種於溝內，二三年內始生苗，將勞掘出倒栽地下，以其生殖力向下，故灌蘆頭，使其肥大，以狀美觀，七八年間即長成」。「種參之圃名曰參營，凡三種：一為苗圃，發參苗用；一為第一本圃，發苗後移種用；一為第二本圃，移栽三年後再行移栽用。地址擇向陽斜地面，每圃壘士為畦，高二尺，寬五尺，用質軟、色黑的腐殖土，施以牛馬糞，攪周有細，每畦距三尺，以資排水，而便人行。每畦周圍樹木架，蓋上木板，前高後低，以便流水，稱板子營。每年可在春秋雨季揭板向陽三五次，放雨一二次，皆有程期」。對人參施肥也有較細緻的記載：用「人糞尿。木灰、堆肥，每畝地用木灰五六百兩，堆肥三四百斤，人糞尿四五百斤。用三分之一做基肥，另三分之二做補肥，分三四次施之，以助其生長」。《人參考》中所述諸多人參栽培技術，是當時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重要記載。
解放前的中國人參栽培
解放前的中國人參栽培業，在吉林省通化地區甚為興盛，陳福增等編著的《撫松縣人參志》中反映，民國初年撫松縣有栽培人參專業戶470餘家，年產人參35000kg，佔全國產量的70％。據《撫松縣政概況》記載，民國七年（1918）全縣產干品人參達200000kg，撫松縣已名副其實地成為中國「人參之鄉」。 1929年，撫松種植面積達400 oh。，種參戶有700多戶，產水參700000kg，約折合干參200000kg。民國十七年（1928），《輯安縣志》載：「園參為人工栽培者，選山坡地作畦，每畦寬三尺六，長二支五，秋末播種，明年初夏苗長。畦邊相間置木樁，上蓋葦簾，寬五尺，避日光，並遮大雨。畦上土常松，不令生草。越二年另墾生地作畦，仍於秋末我之。越二年再墾生地栽之，此曰小中貨。越二年另栽，曰大中貨，再栽二年，仍舊法移植，曰大貨，又越二年即可出售。」一個栽培週期，大約需8∼10年，此與當今「石柱子參」、「邊條參」的栽培過程相近。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國東北並建立偽政權後，實行法西斯統治，為打擊抗日力量，在山區強制推行「集團部落」，合併村屯，實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使長白山區人參業大受摧殘，急劇衰落，到1935年，撫松縣園參產量下降至140000kg，人參業逐漸走向破產。1938年，日本人寫的《長白山綜合調查報告》中載，撫松縣全縣僅產園參6000 kg。 1940年產量有所回升，各種人參總產量為13000 kg，1944年產水參87500kg（約合干品人參25000 kg）。
摘自：《中國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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