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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李學軍、路政民
 經考證，集安園參栽培歷史，起源於清朝部落時期，至今最少有400餘年，其依據有以下幾點。
一是在集安新開河流域（也是滿族的故鄉。「新開」滿語字音「興格別」，口語興該，意譯為多、豐富），有9條支流和河谷組成，域內山高坡陡，雜木林縱生，流域面積766．4平方公里，河長70公里通向渾江聯結通化縣，橫長50餘華里，方園內均系椴樹、樺樹、榆樹等本木林。林中多有開墾遺跡，建國初期，這些開墾遺跡經林業部門技術員鑒定確認480餘年的歷史，即公元1522年（明嘉靖年）。
二是地名的起源。明末清初集安實際上已經脫離了中原明朝的統治，歸屬清朝部落通領，其地名是根據其歷史、自然形態、物種、人居等的衍生派生出來的，如境內諸多的八寶、山、溝，即為採到八兩以上的山參，或換取八個元寶而得名；爬寶山、村、坡、溝，棒槌園子等則是種植人參而得名；掛牌嶺、大路則是封禁之前，進入區域驗明身份的關卡；腰營則是對掛牌營參的兵營統稱。這些名稱的產生幾乎多在清天命之前（161年），清朝部落通領，即明朝萬曆年間（1573年後），集安市這樣的名稱18個之多。
三是集安山參移植園田栽培，有史可考的是從順治末康熙初開始。到了道光20年（184年），新開河的下游（如霸王朝、財源子、花甸子、柞樹村）、葦沙河流域（如頭道崴子。葦沙河、粒子溝和腰營一帶）相繼出現了新的參戶，並擁有一批較大規模的參園，有東昇村郭俊清、東明村姜三爺（綽號）、光明村杜永吉、興安村曲武南等共有園參13，700簾。十年之後，即道光30年（1850年），又出現了一批大參園，有東昇村田少玉、荒崴村馬紹明、李俊思、張白毛（綽號）、裕盛東（商號），興安村蔡克紹、同仁堂（安東支號）等共有人參9，500簾。到了光緒6年（1880年），新出現六家人參戶，共有人參13，100簾。
四是《奉天通志》（卷一百十）載：「亦有下山移植參營者，名日移山參營。俗呼棒槌營，乃種參區。所產，名秧子參。道、鹹前，參營亦在禁例，往往官役帶兵清溝，用火焚燬，自徵稅後無此患矣。」道光年間，我通化屬興京廳，沿富爾江、新開河和佟佳江（即頭道江江南）一帶和大小廟溝山谷裡，已出現棒槌園子。到了光緒3年設通化縣時，參園日盛。《遼海叢書》中的《沈故》卷三參園篇載：「通化縣山內參園極多，連畦布子，灌溉如菜蔬，夏則張蘆席，以障炎日，八九年後則擷而市，諸肄俗稱秧參者是。」《長白征存錄》說：「參園甚多，名日秧參。以十二年成參為上品，次者八年。參蘆之渦，俗呼燈碗，一年生一個，確有明證。」
五是人參習性，喜深山背陰的林蔭濕潤處，依天然山林生存，與山林共命運，森林毀則人參絕。長白山南坡森林，因清末與日本鴨綠江采木公司訂立合同，掠奪式採伐結果，幾乎將山林剃光。金川、龍崗開禁之後，木商源源湧來，營參者日多，兼之山饑民雲集，濫砍盜伐很嚴重，原始森林所存無幾。至此，山參如不參園化，將導致絕跡，於是山參園植已成為必然趨勢。
六是山參幼苗移植，與作畦籽播，所產參曰海貨。蹲樹、秧移、移參，雖質體與野生山參相差，但仍不失人參延續之真傳。通化境內（集安嶺後區域）出產過大山參，《柳邊記略》中說：「相傳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兩，獻於朝，後絕不得。』哪時是十六兩為一斤（即500克），不要說二十二兩，現在上兩的山參也已少見了。所以園參生產實在是山參的延續，也不失之為世間的稀珍！（境內曾有康熙碑：傳清末民初，外岔溝老邊牆附近曾立有康熙巡視碑一塊，亦有傳是康熙巡視時所立，現已無存。）
長白山區清乾隆中期（公元1785年前後），創夫（挖山參的人）在窩棚前後用原土培養山參，到同治年間，有參園出現。從清康熙年間（公元1662年）到清同治末年（公元1874年）的200餘年中，清政府把長白山區作為祖先發祥地加以保護，劃為禁區。但是山東、河北破產農民偷入長白山者不下萬餘人，加上道光25年（公元1845年）韓邊外人侵，用武力控制現今的集安等大部地區，統管人參種植園，就湯河大房子每年收額為一萬三仟兩之多，其中的園參就能佔六仟兩，所佔比例近50％，可見當時的園參生產，逐漸形成產業化。民國二、三年價格上升，銷路較廣。
以上證明，集安栽培人參至少已有400餘年的歷史。
從以上史料不難看出，如果說上黨人參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集安人參的歷史至少有1700年，集安新開河邊條參栽培歷史至少有400餘年歷史。人參的應用與發展是集安繼承中華民族偉業，對人類的健康和生命質量的一個重要貢獻。
摘 自：《人參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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